水運具有運量大、成本低、能耗小、污染輕、不占地或少占地等優勢,這樣的技術經濟特征是水運業的先天屬性。筆者曾參與長江黃金水道對沿江經濟社會貢獻的相關研究,其中對水運的優勢做過較為系統的分析。水運優勢主要體現在三方面:首先,水運在資源節約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即在單位能耗、占地、成本和運能等方面相對其他運輸方式具有優勢;其次,水運在環境友好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即在排放、噪聲、景觀美化等方面具有優勢;最后,水運對社會進步與和諧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即安全性和特殊時期的關鍵作用方面具有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的內涵
經濟學所說的比較優勢,指的是相對優勢,不是絕對優勢。但是,水運業所說的比較優勢,其實是相對于其他運輸方式的絕對優勢。
比較優勢會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比較優勢所能發揮的空間也會變化,一門心思地鉆在比較優勢中不能自拔就可能出問題。比如,油價如果高漲,水運的優勢就會凸顯。國家對環境保護的相關制度越嚴格,水運的優勢也會更明顯,土地價值的上升本質上也是有利于水運業發展的。從另外的視角來看,經濟社會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小康社會下人民群眾的出行需要快速的交通運輸予以匹配,供應鏈也需要更高的速度來實現高效運轉,這時水運速度慢的劣勢就會凸顯出來。外部環境的變化會使得各種運輸方式之間的關系發生微妙的變化,盡管不會產生顛覆性影響,但會在不同運輸方式之間的邊緣地帶產生轉移。以前因為成本高而不愿意空運的不少貨物會因為油價的下降而轉向空運。
抱定比較優勢顯現供給老化
水運業抱定比較優勢,就可能忽視需求的變化,進而顯現出供給老化的特征。簡而言之,供給老化即傳統的供給無法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從而顯現出供給過剩的狀態。水運業的供給老化體現在以下五個特征。
一是供給的時效性沒有與時俱進。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航運業應對油價上漲的策略是減速航行,班輪航行速度下降20%。航運業應對危機的改變之策并非從提升客戶滿意度出發,而是從自身節約成本的角度出發。航運業的技術創新集中在低速航行的節能型船舶上,相應的結構和線型也是為了滿足低速航行的需要,很難適應未來快速和靈活性兼顧的船舶市場需求。中國高鐵的橫空出世,最近,由300公里/時提速至350公里/時也已提上日程。這就足以證明,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產品運輸的時效性越來越敏感,而時效性在走倒退路的航運業怎么會有競爭力?同時,船舶大型化使得單家船公司很難攬到足夠大船滿載的貨,因此航運聯盟就顯得十分迫切。航運聯盟雖然解決了船舶大型化的滿載問題,可是所提供的服務較以往卻缺乏一致性和可靠性,這仍是航運業從自身利益出發而犧牲客戶價值的行為。低迷市場下船公司運營舉步維艱,因此航班準點率近年來呈現下降趨勢,這還是無視客戶價值的行為。無視客戶價值的航運業,何談未來與“互聯網+”相融合,實現用戶價值?
二是供給的價格沒有與時俱進。從港口服務來講,過去港口裝卸大件貨物,由于受裝卸設備的制約以及大件貨物難以形成規模的約束,裝卸費用較高在當時的市場條件下是合理的。如今,裝卸設備能力大幅度提高,大件貨物逐漸增多也有利于港口裝卸機械規模運行,而高昂的裝卸費必將使這部分高價值的客戶流失。比如,理貨業務,在集裝箱電子標簽越來越普及的今天,集裝箱理貨技術含量不高,成本極為低廉,相應的收費還沿用過往的人工理貨時的費率是極不合理的。再如,集裝箱班輪運價,并不是為客戶提供簡單明了的一種價格,而是由基本運價和附加費構成,附加費的名目多達幾十種,在不同市場條件下變化。更有甚者,基本運價是負值,靠目的港的附加費來盈利。如此不透明的運價結構,不是應有的服務態度。
三是供給碎片化。從客戶來看,他們只關心運費和花多長時間運到,其實并不關注其間經過了哪些環節,而航運業本身并無法實現客戶所關心的“門到門”服務。航運業如果還是沉浸在過往“航運業不可或缺”的歷史優越感中,而沒有從供應鏈的視角出發提供綜合的物流解決方案,那么只會被正在崛起的供應鏈管理企業所淘汰或邊緣化。
四是供給靈活性難言與時俱進。為了追求規模經濟,水運業的船舶大型化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就沒有停止過,但船舶大型化的副產品就是水運服務的靈活性下降。大型船舶需要大型樞紐港與之匹配,需要超大型碼頭和超大型裝卸工具與之適應,同時還需要巨大的攬貨能力,后方的集疏運體系也需要極高的效率,還需要航運聯盟來與之相適應。如此繁復的運輸環節需要每個環節的可靠性,這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水運服務的靈活性。現在只有中小型航運企業在提供更為靈活性的服務,而這樣的服務并不是行業的主流。
五是制度供給難言與時俱進。著名海事律師林源民在《航運業要不要講信用?》中寫道:“航運業是一個不需要講信用或者講了信用也沒用的行業”,因為長期以來諸如責任限制、單船公司、空殼公司及反壟斷豁免等行業慣例本就在抹殺行業的信用。責任限制即是讓船東的責任限定在一定的額度以內,單船公司則是將船東的責任限定在一艘船以內,空殼公司則是船東以一名不文的新企業與客戶簽訂合同進而將責任限定在這家新企業以內,在航運業發展的某些時段和某些地域還可享受反壟斷豁免的待遇。這些長久沿襲下來的規則已經變為顯規則,似乎天經地義,不可更改。近些年呼聲很高的《鹿特丹規則》試圖給船東增加些責任,從而使得長期以來傾斜的天平稍微公正點,但推行起來十分困難。歷史上,航運業在開拓疆域、促進海洋國家崛起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規則向航運業傾斜有其歷史的必然,航運業在當時的環境下當然可以“自戀任性”。只是,時代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革,航運業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在不斷下降,上述老化的制度和規則遲早要改變,未來終將把有信用的企業留下來。
忘記比較優勢方能重生
忘記比較優勢,凡事從水運的比較劣勢思考問題,在速度上提升一點點,在價格上更加透明一點點,在服務的靈活性上增強一點點,市場空間和盈利機會就會出現。船舶改裝、船舶提速、“一體化”服務、航運大數據等都是針對水運業的比較劣勢而采取的行動,也終將獲得市場的回報。市場中已經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快速船舶、頻率更高的航次就能夠獲得市場溢價。市場低迷期,跟隨策略將會失效,需要企業拿出開拓的勇氣,用開放的眼光在市場中搜索細分市場、細分領域的小機會,然后在比較劣勢上逆操作,就能夠找到自己的市場空間。水運市場不是沒有盈利機會,哀鴻遍野的慘境下,仍然有企業過得不錯。這個市場再也不能因循守舊,而是需要發現的眼睛,需要創新的精神。
比較優勢的內涵
經濟學所說的比較優勢,指的是相對優勢,不是絕對優勢。但是,水運業所說的比較優勢,其實是相對于其他運輸方式的絕對優勢。
比較優勢會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比較優勢所能發揮的空間也會變化,一門心思地鉆在比較優勢中不能自拔就可能出問題。比如,油價如果高漲,水運的優勢就會凸顯。國家對環境保護的相關制度越嚴格,水運的優勢也會更明顯,土地價值的上升本質上也是有利于水運業發展的。從另外的視角來看,經濟社會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小康社會下人民群眾的出行需要快速的交通運輸予以匹配,供應鏈也需要更高的速度來實現高效運轉,這時水運速度慢的劣勢就會凸顯出來。外部環境的變化會使得各種運輸方式之間的關系發生微妙的變化,盡管不會產生顛覆性影響,但會在不同運輸方式之間的邊緣地帶產生轉移。以前因為成本高而不愿意空運的不少貨物會因為油價的下降而轉向空運。
抱定比較優勢顯現供給老化
水運業抱定比較優勢,就可能忽視需求的變化,進而顯現出供給老化的特征。簡而言之,供給老化即傳統的供給無法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從而顯現出供給過剩的狀態。水運業的供給老化體現在以下五個特征。
一是供給的時效性沒有與時俱進。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航運業應對油價上漲的策略是減速航行,班輪航行速度下降20%。航運業應對危機的改變之策并非從提升客戶滿意度出發,而是從自身節約成本的角度出發。航運業的技術創新集中在低速航行的節能型船舶上,相應的結構和線型也是為了滿足低速航行的需要,很難適應未來快速和靈活性兼顧的船舶市場需求。中國高鐵的橫空出世,最近,由300公里/時提速至350公里/時也已提上日程。這就足以證明,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產品運輸的時效性越來越敏感,而時效性在走倒退路的航運業怎么會有競爭力?同時,船舶大型化使得單家船公司很難攬到足夠大船滿載的貨,因此航運聯盟就顯得十分迫切。航運聯盟雖然解決了船舶大型化的滿載問題,可是所提供的服務較以往卻缺乏一致性和可靠性,這仍是航運業從自身利益出發而犧牲客戶價值的行為。低迷市場下船公司運營舉步維艱,因此航班準點率近年來呈現下降趨勢,這還是無視客戶價值的行為。無視客戶價值的航運業,何談未來與“互聯網+”相融合,實現用戶價值?
二是供給的價格沒有與時俱進。從港口服務來講,過去港口裝卸大件貨物,由于受裝卸設備的制約以及大件貨物難以形成規模的約束,裝卸費用較高在當時的市場條件下是合理的。如今,裝卸設備能力大幅度提高,大件貨物逐漸增多也有利于港口裝卸機械規模運行,而高昂的裝卸費必將使這部分高價值的客戶流失。比如,理貨業務,在集裝箱電子標簽越來越普及的今天,集裝箱理貨技術含量不高,成本極為低廉,相應的收費還沿用過往的人工理貨時的費率是極不合理的。再如,集裝箱班輪運價,并不是為客戶提供簡單明了的一種價格,而是由基本運價和附加費構成,附加費的名目多達幾十種,在不同市場條件下變化。更有甚者,基本運價是負值,靠目的港的附加費來盈利。如此不透明的運價結構,不是應有的服務態度。
三是供給碎片化。從客戶來看,他們只關心運費和花多長時間運到,其實并不關注其間經過了哪些環節,而航運業本身并無法實現客戶所關心的“門到門”服務。航運業如果還是沉浸在過往“航運業不可或缺”的歷史優越感中,而沒有從供應鏈的視角出發提供綜合的物流解決方案,那么只會被正在崛起的供應鏈管理企業所淘汰或邊緣化。
四是供給靈活性難言與時俱進。為了追求規模經濟,水運業的船舶大型化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就沒有停止過,但船舶大型化的副產品就是水運服務的靈活性下降。大型船舶需要大型樞紐港與之匹配,需要超大型碼頭和超大型裝卸工具與之適應,同時還需要巨大的攬貨能力,后方的集疏運體系也需要極高的效率,還需要航運聯盟來與之相適應。如此繁復的運輸環節需要每個環節的可靠性,這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水運服務的靈活性。現在只有中小型航運企業在提供更為靈活性的服務,而這樣的服務并不是行業的主流。
五是制度供給難言與時俱進。著名海事律師林源民在《航運業要不要講信用?》中寫道:“航運業是一個不需要講信用或者講了信用也沒用的行業”,因為長期以來諸如責任限制、單船公司、空殼公司及反壟斷豁免等行業慣例本就在抹殺行業的信用。責任限制即是讓船東的責任限定在一定的額度以內,單船公司則是將船東的責任限定在一艘船以內,空殼公司則是船東以一名不文的新企業與客戶簽訂合同進而將責任限定在這家新企業以內,在航運業發展的某些時段和某些地域還可享受反壟斷豁免的待遇。這些長久沿襲下來的規則已經變為顯規則,似乎天經地義,不可更改。近些年呼聲很高的《鹿特丹規則》試圖給船東增加些責任,從而使得長期以來傾斜的天平稍微公正點,但推行起來十分困難。歷史上,航運業在開拓疆域、促進海洋國家崛起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規則向航運業傾斜有其歷史的必然,航運業在當時的環境下當然可以“自戀任性”。只是,時代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革,航運業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在不斷下降,上述老化的制度和規則遲早要改變,未來終將把有信用的企業留下來。
忘記比較優勢方能重生
忘記比較優勢,凡事從水運的比較劣勢思考問題,在速度上提升一點點,在價格上更加透明一點點,在服務的靈活性上增強一點點,市場空間和盈利機會就會出現。船舶改裝、船舶提速、“一體化”服務、航運大數據等都是針對水運業的比較劣勢而采取的行動,也終將獲得市場的回報。市場中已經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快速船舶、頻率更高的航次就能夠獲得市場溢價。市場低迷期,跟隨策略將會失效,需要企業拿出開拓的勇氣,用開放的眼光在市場中搜索細分市場、細分領域的小機會,然后在比較劣勢上逆操作,就能夠找到自己的市場空間。水運市場不是沒有盈利機會,哀鴻遍野的慘境下,仍然有企業過得不錯。這個市場再也不能因循守舊,而是需要發現的眼睛,需要創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