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們擁有兩艘這樣的船，那該多好啊！”
1948年的一天，逃難到港的曹文錦和岳父經過碼頭時，望著兩艘載重量也不過兩三干噸的貨輪感嘆道。60多歲的岳父說：
“我是沒有希望了。你還年輕，如果努力的話，是有希望的。”
此后不過30年，當初望船興嘆的年輕人，成了與包玉剛、董浩云齊名的四大船王，而且是他們中最年輕的人。如今，他已是四大船王中唯一在世的人。
【首堂風險課】
曹文錦1925年生于上海，而且出身很不錯，祖父曹華章是航運業老板，父親辦了中國勸業銀行，母親也經營著一家珠寶銀樓。
大學畢業前，父親要曹文錦了解銀行、貿易和航運，母親則要他學珠寶。爭執不下，父親一句“珠寶是女人的生意”最終定論：除珠寶，所有生意都得學。
一畢業，曹文錦就被送上“前線”：上午到銀行，下午學貿易，晚上到運輸行，同老伙計們一起吃晚飯，“邊吃飯，邊向父親匯報生意。”
1948年底，上海天下大亂。
曹文錦預判大廈將傾，將部分資金撤往他認為相對安全的香港。“父親知道后嚇得臉色蒼白，說：‘這是要殺頭的啊！’我說，‘要槍斃，也是槍斃我。’”
但解放前夕，曹文錦到香港時卻什么都沒帶。他認為，“無論哪個政權都需要那些生意，我相信共產黨也不會例外。”
沒想到，例外很快就有了，曹家在內地的家產頃刻蕩然無存。
那也給了他刻骨銘心的一堂風險課：
傾巢之下無完卵，生意的安全，跟政治與社會大環境緊密相關。
【富貴險中求】
落腳香港后，家族成員、親戚，以及國內分公司的部分職員尾隨而至，住到曹文錦家中。
一大隊逃難的人馬，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只是最簡單的生活，也讓曹文錦此前冒著殺頭之險轉出的10萬美金，很快有了坐吃山空之虞。
危機意識很強的曹文錦，每天都在想辦法掙錢。兜兜轉轉也沒有找到什么好辦法之后，他無奈地寫信給天津舊部：現在，還有什么生意可做嗎？
當時，大陸在山東石島做了個外貿小港突破經濟封鎖，利用土特產交換汽油、橡膠等化工品。天津方面建議曹文錦干這件事。
他干了。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西方國家對大陸全面禁運，國內對這些物資的需求更甚，已經熟門熟路的曹文錦又干起了幫大陸搞“走私”的生意。
這些生意要冒很大風險，事后回憶，曹文錦依然心有余悸。“船上不能即時通訊。小船一離港，我和伙計的家眷，就望眼欲穿等著他們回來。”
但有什么辦法呢？一無所有，只能放手一搏。
最困難的時候，爆發最大的力量；一無所有時，顧不了那么多的萬一，認準了，敢拿身家性命去為“一萬”拼一拼。這也是曹文錦穩重保守的另一面。
富貴險中求，曹文錦勉強求到了。
通過幫大陸搞貿易和偷運，他與人合作成立了大南輪船公司，不幾年就擁有了兩艘舊貨輪，生意越做越大。
【又被打入谷底】
大南公司沒過多久就成了大難公司。
先是一艘舊船觸到國民黨布的水雷，炸沉海底，沒有得到一分賠償。
緊接著，又被大陸“三反五反”牽連。
其時，曹家在大陸的生意，產權已無，但編制還在，各分公司紛紛成了被反的對象。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的經理們，迫不得已，一個接一個地向曹文錦求救：
“每天早上打開電報機，都是‘我要死了，快匯錢來救我，再不匯錢來，我們就沒命了……’”
“痛苦極了，部屬有難我不能不管。可是一下子要拿出那么多錢，我也沒辦法呀。”曹文錦回憶說。
最終，這場運動幾乎反掉了曹文錦把腦袋別在腰帶上賺到的所有的錢。
麻煩還不止于此。
因為幫大陸運過物資，大南公司也被美國列入黑名單：不準進美國港；不能用美元和美國產品；不能跟美國公司做生意；銀行的美金存款全被凍結。
萬般無奈，曹文錦只能去馬來西亞運石頭。
石頭本身就不值錢，運石頭，利潤可想而知。
這種艱難，一直持續到1962年被美國刪除黑名單。
【第一艘新船】
1962年前后，香港船東幾乎都只有舊船。
舊船便宜但常出毛病，年年翻修，修完后還要請驗船師驗，很不劃算。
于是，大家動了造新船的念頭。
第一個造新船的是，董建華的父親董浩云。
曹文錦是一批船東里最年輕的，但也有要造新船的想法，他的朋友、日本日立船廠的代表森岡，也刺激他：你總是做舊船，怎么做得起來呢？
森岡還向公司打報告，幫曹文錦爭取分期付款的造船計劃。他寫到：曹先生現在沒錢，但他很努力，我們幫他站起來，他將是日立很好的長期客戶。
日立同意了森岡的報告，但提出兩個條件：一是要交兩成定金；二是要把新船長租日本客戶，以保障能按時分期償還。
這已相當相當優惠，但曹文錦還是沒那個實力。
怎么辦？曹文錦決定，求人。
先是求日本客戶山下汽船，解決把船長租給日本客戶的問題：“‘老兄，你就幫幫忙租5年吧。這樣我就可以造條新船了’。”
山下汽船同意了。
然后再用山下汽船同意的籌碼，去求日立，把原本準備支付給日立的，之前欠下的舊船修理費，變成是造新船的定金。
日立讓了一步，又進一步：要曹文錦找可靠的銀行擔保。
銀行擔保須有抵押，曹文錦除了舊船，沒什么可抵押，于是又去求了已經在東南亞扶植過眾多華商的盤谷銀行董事長陳弼臣。
陳弼臣反復詢問曹文錦的打算后，答應了他的請求：“陳先生說，‘我做生意看人，你簽個字吧，抵押品我不要了，你個人擔保就行’。”曹文錦回憶。
差不多3個月奔波斡旋下來，曹文錦成了香港船東中造新船的第二人，但等問題真正解決，新船還沒出，他卻病了：
“總擔心一步走錯全盤皆輸，患得患失，每天看上去很輕松，心情其實很沉重。”
那也是曹文錦第一次因為生病強迫自己休息，休了兩星期。
但這是值得的：通過精心運作，他在沒有資金，沒有任何抵押的情況下，造了一條新船。
曹文錦把這條船命名為DONA NANCY，DONA拉丁文是太太的意思，NANCY是他母親的名字。
他的這條幾乎是無本造新船的路子，也給其他香港同行提供了借鑒。
后來，包玉剛就常常對人說：“曹文錦的路怎么走，你就怎么走。”
然后，包玉剛成了香港第三家造新船的船東。
香港船東的新船時代就這樣開始了。
【世界級大家】
1965年，曹文錦在大南公司的合作伙伴，呂建康之子呂政范從西方留學歸來，也給大南公司，給曹文錦帶來新的挑戰。
滿腦子西方思維的呂政范認為，大南公司都是老人、落后，對父親說：沒前途，把公司分開吧。
曹文錦對呂政范也有不同看法。“呂先生相當現代化，許多看法從理論上講是對的，年輕有為，但沒有耐性逐步改革，難與教育水平較低，自學出身的老職員相處。”
于是，他雖有不舍，但還是欣然接受了分家建議。
呂政范不要的老職員，曹文錦都收下了，靠著這幫老人，曹文錦創辦了萬邦航運。再后來，曹文錦成為一代船王，而呂政范，卻沒能讓理想變成現實。
曹文錦能成船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對大勢的恰當把握。
1970代后期，他預感航運業將面臨巨大危機，幾年間將船隊從30艘減低到15艘，成功避免一場因為石油危機等導致的蕭條大災。
1980年代中期，曹文錦預判復蘇將至，又果斷把握大災之后船價低廉的時機連續購進巨輪大肆擴張，并于1992年將萬邦拆成香港萬邦和新加坡萬邦。
幾個動作下來，萬邦已成為擁有50艘船，載重量200多萬噸的世界性航運集團。曹文錦也與包玉剛、董浩云、趙從衍并稱為四大船王。
而且，在后來的發展中，他也更審慎地通過對航運周期的把握，以及多元化的投資，在公司的整體穩健上做得更好，進而避免了其他船王在大起之后的大落，確保了個人和家族事業的基業長青。
【享譽華人商界】
除航運業，曹文錦還在多個其他行業成就卓著。
因為當年被迫到馬來西亞做石頭運輸，曹文錦與馬來西亞結了緣。后來，他在那里發展紡織工業、地產業，還與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等聯手壯大了馬來西亞的航運和造船業。
1984年，曹文錦又與香港最成功的一批企業家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等聯合成立新加坡新達城市發展公司并擔任董事長，完成當時即總投資15億美元的新加坡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超級大盤。
1986年，曹文錦還應邀拯救了泰國政府的國際船務公司。
當時，國際船務瀕臨破產，如果宣布破產，將傷及泰國政府公信力，泰國政府于是找到了他，一位財政部官員把電話從香港追到美國：
“老兄，你要幫這個忙。你的很多生意在泰國，你幫我們，我們也會幫你。你明白嗎？”
曹文錦說，對方語氣委婉，但弦外之音他聽懂了：“如果不幫這個忙的話，將來他們就很難在其他方面支持我了。”
硬著頭皮，曹文錦答應了下來。
后來，他讓二兒子曹慰德具體負責，兩年內就讓其復蘇，并于1994年在曼谷正式上市，一手將其發展成為泰國唯一的綜合性航運運輸集團。
曹文錦說，只有永恒的需求才有永恒的生意，所以衣食住行有關的他都有興趣。
如今，曹文錦家族經營著航運、水泥、紡織、飯店及房地產發展等業務，事業版圖跨越亞洲、歐美各地，成為華人社會一個富過四代的成功典范。
【發展與成功學】
談到成功經驗，曹文錦說，這不是能簡單說清楚的，但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采取審慎態度，從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二是量體裁衣，量力而為。
“分散投資，分散風險”是曹文錦的一貫策略，也是他確保事業基業長青、整體成功的秘訣。
他總是一有機會就向其他行業發展，即使失之東隅，也可收之桑榆。
曹文錦很少向銀行借款。
這一點與他曾在銀行當職員的經歷有關。他說：“銀行都是晴天借傘雨天收的，有些債主被逼得傾家蕩產，跳樓自殺。所以，我從不愿意向銀行借款。”
每項投資曹文錦都只會用8成自有資金去做。遇到大項目財力有限，他把機會分享和其他商家聯手，也絕不冒險。
他知道這樣慢，但從來沒有因此改變，他的信條是：
手里始終要有足夠的鈔票，你才能一直活下去。
曹文錦強調做人做事的主觀能動性，他說：“被動是做不成生意的。”
但他始終奉行不出風頭、不爭第一的原則。他說：“出風頭，爭第一是危險的事。特別是在別國投資，更要穩健、謹慎、低姿態，不喧賓奪主。”
加強管理，培植人才，防止沖突，準備應變，長遠打算，勤于觀察，深入學習，量力而行，穩步前進，也是曹文錦經常自勉的36字經營方針。
曹文錦刻苦工作的作風像他的航運業成就一樣聞名。他長期從早上9點工作、活動、學習到凌晨一、二點不睡覺，周六全日辦公，周日上午辦公。
駛向世界級航運事業的商海上，曹文錦遭遇過很多大風大浪，但他印象最深的卻是一次買船的經歷，以及那位造船老板的遭遇。
當時，曹文錦看好瑞典一家公司準備出售的一條油輪，希望買個便宜，于是親自去找大老板講價。“從9點等到12點才出來，人挺豪爽，請我共進午餐。”
曹文錦回憶，席間，兩人都沒提價錢的事。直到要告辭了，他才忍不住說：“能不能再便宜一點。”
老板聽后，哈哈大笑：“你很有耐心。我很佩服。好吧，我把船價減低5000鎊。”
當時的5000英鎊可在香港買4套150平米的住房，曹文錦當場答應買下油輪。
“我確實沒白跑。”曹文錦笑著說。
讓他感慨的是，1978年他又遇到這位瑞典老板。當時，他已是香港航運巨子，但那位曾讓他仰望的航運巨子卻破產了。破產的原因是：
太過自信，并且相信市場會一直繁榮。
大陸改革開放后，曹文錦也嘗試性回到大陸投資，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當年因為相信“無論哪個政權都需要那些生意”而有的遭遇，總是令他格外小心，也讓他錯過不少投資機會。
不過，他并不后悔。
他的辦公桌上長期放著一張字條，上面寫著五個字：
貪是失敗之本。
